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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师范大学 410006
文体的问题很复杂，文体到底分为哪几种？针对这个问题，很多古代文论家给出了不同的回答。《典论·论文》、《文赋》、《文心雕龙》这三个杰出的文学理论作品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谈到了文体论思想，这三个作品中关于文体论的部分相互继承又互相超越，向我们呈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体论思想的发展过程。
中国的文体形成时代非常早，就现存出土文献看，商、周时期已经出现不少成熟文体了。但作为文章学的文体论出现却非常晚，真正系统、成熟的文体论的出现，大概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而吴承学教授和李冠兰研究员认为：从早期文体学史特殊性的实际出发，文体观念发生的标志并不是文体理论上的自觉，而是在观念上区别文体与运用文体的自觉。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典论·论文》、《文赋》和《文心雕龙》几个文学理论作品的阅读，我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文体论思想体系。本文尝试通过对《典论·论文》、《文赋》和《文心雕龙》三个中国古代杰出文学理论作品的对比分析，来粗略陈述文体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梗概，及三个作品在阐述这一问题时的相互继承与超越。
一、《典论·论文》中的文体论思想
在《典论·论文》中，曹丕提出“文非一体”，他把文章分为“四科八种”：
“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曹丕所说的“文”，包括“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共计八种体裁。他还首次提出了“文”的“本”、“末”问题即各种不同形式，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的共同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文”既有不同特征，又有共同本质。这表明在当时文已开始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他主张奏章和驳议适宜文雅，书信、论说适宜说理，铭文、诔文崇尚事实，诗歌与赋体应该华美。这便是“末异”。他分出不同的文体，并且概括出不同文体的不同特点，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大的突破。尤其是“诗赋欲丽”的观点，一反前人强调诗赋的教化作用而否定其美学特征的陈旧观念，如先秦时期将诗看作是社会服务的工具，两汉更是强化这种观点而使诗为政治和社会服务合理化、理论化。而在这里曹丕则是肯定了诗赋的形式美。这与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自觉是分不开的。文体论也走向了自觉时代。
二、《文赋》中的文体论思想及其继承与超越
仔细阅读《文赋》，不难发现，陆机在继承、发展曹丕的文体论思想的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文体论体系：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悽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徹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
他将文体分为了“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和“说”十类，相比曹丕，他将文体划分得更加细致。他加入了“碑”、“箴”、“颂”、“说”四个类别，并将曹丕的“书论”整合为“论”，“奏议”归纳为“奏”，将四科八种发展到了十类。而“碑”用来刻记功德，务必文质相当；“箴”用来讽谏得失，特点是抑扬顿挫，文理清壮；“颂”用来歌功颂德，特点是从容舒缓，繁彩华彰；“说”用来论辨说理，特点是奇诡诱人，辞彩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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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他划分不同文体的标准不再仅仅是独立地考虑语言风格，而且是讲究“意物相称，文辞逮意”。这在“碑披文以相质”中可以看出来。也就是说文体同语言应当一致，思想内容与语言形式应该统一。陆机是立足于这一点才提出“不同的文体应该有不同的语言风格和审美要求”这一观点。这是陆机的独到之处，也是他超越曹丕《典论·论文》的地方。
在这里还可以看出，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是对曹丕“诗赋欲丽”观点的一种继承与发展。在强调了诗与赋的美学特征的同时，也是各自以“缘情”、“体物”为基础的。这也是与他的中心观点“意物相称，文辞逮意”相联系的。
从陆机的《文赋》开始，文体被古代文论家们分得越来越细致，划分标准也产生了细微的变化。这是文体论的一个新的发展。
三、《文心雕龙》中的文体论思想及其继承与超越
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说：“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这是他进行文体研究的方法，因此他的文体研究是做的非常细致的，他的文体论思想也是非常精深全面的。
据统计，《文心雕龙》涉及了大约三十四种文体（包括诗、乐府、赋、讼、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等等），刘勰从《明诗》到《书记》篇共计二十篇对这三十四种文体进行了研究，探求了它们各自的文体风格和语言特点。但实际上其中还附带论及许多有关文体，比方说杂文中包含了对问、七、连珠三类，《书记》一篇又论及多种支流共计二十四种。所以刘勰划分的文体数量远远超过了曹丕和陆机。这是刘勰对文体论的一大发展，也是魏晋以来文体思想系统化的一大飞跃。并且，他对不同文体风格和特点的探究比曹丕和陆机要更加深入和仔细。
首先，是在探究方法上，与他们相比，刘勰的探究方法更加科学、系统与细致：他对每种文体的起源及历史发展状况、名称含义特点、此种文体的风格特点、代表作品、创作要领和方法，都做了深刻的、全面的、精到的论述。
其次，在具体论述上，他不仅对不同文体的特点归纳得更多更具体，他甚至将不同文体又往下细分到不同类别来探求其特点。如：在《明诗》中，他将诗细化到四言与五言来加以分析，他认为“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倜傥，则清丽居宗。”
尤为突出的是，刘勰提出了“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在这里，刘勰明确指出了“情”与“辞”两者互相依存，不可缺少。这既包括了曹丕《典论·论文》中“诗赋欲丽”的“丽”也包括了陆机《文赋》中“意物相称，文辞逮意”的“意，物，文”，他将这些都统一在一起。并且刘勰更加强调“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作家要懂得体情。 “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情与物不可分开，以辞叙物必先体情。
刘勰在《附会》里说道：“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然后品藻玄黄，摛振金玉，献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缀思之恒数也。”他提出了端正文之体制的五个主要方面：情志、事义、辞采、宫商以及具体的辞藻。他将前四者比喻成人体的各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他将“情志”比作“神明”，即一个人的精神，是人的最重要的部分，是决定人正常生存的首要部分，可见在刘勰眼中“情志”之重要。这也是他对曹丕、陆机思想的超越之处。
由此说来，刘勰的《文心雕龙》对曹丕《典论·论文》与陆机《文赋》的超越是非常大的。无论是从划分结果和探究方法还是从文体特点的叙述以及对文的美学特征的强调上，都是更加细致以及更具有突破性的，这也使得文体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走上了一个巅峰。
《典论·论文》、《文赋》与《文心雕龙》这三个文学理论作品向我们展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体论的逐渐形成、发展与成熟的过程。曹丕、陆机、刘勰的文体论思想与智慧结晶也在不断地影响着后世的古代文论家们，他们的贡献是巨大的，不可忽视，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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